SURVEY STUDY ON HONG KONG RESIDENTS RECENTLY ARRIVED IN CANADA SECOND REPORT
2023年8月10日
《最近抵達加拿大的香港居民調查研究第二報告》
受訪者概覽：研究將660名受訪者分為五組：
SPG：持有學習許可證的群體（n=182）
OWPG：持有開放工作許可證的群體（n=251）
CPG：持有加拿大護照從香港回來的群體（n=107）
PRG：持有永久居民卡/許可證並作為經濟類或家庭類移民抵達的群體（n=63）
其他群體：難民、旅遊簽證、親屬工作許可證持有者等（n=57）
研究摘要有以下10點：
（翻譯原文）
人口統計特徵：開放工作許可證群體（OWPG）的受訪者通常較年輕，78.1%年齡在19至39歲之間，而持加拿大護照回來的群體（CPG）較年長，其中52.4%的受訪者年齡超過49歲。學習許可證群體（SPG）則有較高比例（60%）的年輕父母，年齡在30至49歲之間，41.5%有至少一名孩子。在收入方面，CPG和永久居民群體（PRG）有較高比例的受訪者收入高於加拿大平均水平，而SPG的受訪者年收入則普遍低於其他三個群體。
事前信息搜集：所有群體的受訪者在來到加拿大前，都有搜尋有關加拿大醫療保健、住房和勞動市場的信息。然而，SPG群體中有最高比例（36.3%）的受訪者表示，在來加前沒有搜尋過加拿大醫療保健系統的信息，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學費已包含醫療福利。SPG和CPG群體也有較高比例未搜尋勞動市場信息，前者可能因為當時仍在學習，後者則可能因為年齡較大，考慮到退休問題。所有群體有高比例的受訪者強烈同意或同意，在回到/抵達加拿大之前，他們已儲備足夠的三個月生活費並能夠支付自己和家人的日常開支。
安置狀況：SPG和OWPG群體有較高比例的受訪者表示，安置過程中面臨的挑戰與他們是新來的有關。例如，SPG和OWPG群體有更多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在哪裡可以獲得醫療保健」（SPG為47.3%，OWPG為41.8%）和「語言問題」（SPG為37.4%，OWPG為30.7%）是他們獲取醫療服務的主要挑戰。在尋找住房方面，這兩個群體也有較高比例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參考或信用評分」（SPG為50.0%，OWPG為56.6%）和「不熟悉這個城市或小鎮」（SPG為46.7%，OWPG為43.8%）是主要的安置挑戰。
工作搜尋：無論其在加拿大的身份如何，大多數受訪者（78.8%，n=517）在回到/抵達加拿大後都有搜尋工作。與其他兩個群體相比，CPG（40.8%對31.6%）和PRG（51.1%對37.8%）群體的受訪者更傾向於強烈同意或同意「找到第一份工作很容易」。同時，與OWPG群體相比，所有其他三個群體的受訪者（OWPG 38.1%對42.4%，CPG 34.2%對31.6%，PRG 42.2%對40.0%）更傾向於強烈不同意或不同意「現在的職位符合他們的教育資格」。在被問及工作搜尋中的挑戰時，CPG群體報告「缺乏加拿大工作經驗」（63.2%）和「缺乏社交網絡」（42.1%）的比例最低，這兩項是所有群體中排名最前的挑戰。
所有群體的受訪者都強烈同意或同意他們在加拿大的生活經歷符合他們的期望。然而，他們在安置過程中仍然面臨許多壓力源。所有群體的前兩大壓力源是就業條件和財務狀況，這兩者是相互關聯的。每個群體也有自己特定的壓力源，這些壓力源或多或少與其身份有關。SPG群體中，有最高比例的受訪者（25.8%）表示「孤獨」和（22.0%）「調整學校和家庭作業」是壓力源，而超過四分之一（27.5%）的OWPG受訪者表示「語言障礙」，這是所有群體中比例最高的。儘管有在加拿大的經歷，超過四分之一的CPG受訪者（26.2%）表示「適應加拿大社會」是壓力源，這可能表明他們中許多人已經離開加拿大相當長一段時間。對於PRG群體來說，受訪者中有最高比例（23.8%）表示「擔心海外家庭成員」和（15.9%）「子女教育」是壓力源。
雖然大多數受訪者在加拿大外有家庭，SPG（26.4%）和OWPG（23.1%）的受訪者在加拿大有家庭的比例最低，這可能表明他們在加拿大的支持網絡較弱。幾乎所有受訪者在回到/抵達加拿大後都結交了新朋友，其中很大一部分新朋友來自香港。所有群體中，受訪者強烈同意或同意與來自非香港的人交朋友很重要。然而，SPG（47.3%）和OWPG（51.8%）的受訪者，比CPG（32.7%）和PRG（38.4%）的受訪者更傾向於強烈同意或同意，認為這樣做很難。對於是否偏好來自香港的朋友，所有群體的受訪者看法分歧。所有群體中，更多的受訪者強烈不同意或不同意文化差異對友誼的影響，而四個群體一致認為，在講母語的社交環境中更感到舒適。SPG群體中，74.7%的受訪者強烈同意或同意這一點，而CPG群體中只有55.1%的受訪者有相同看法。
許多受訪者參與了一些公民組織/活動，但這些活動大多局限於香港人社群，包括香港人社交/文化/激進組織和通過不同社交平台的香港人聊天群體。在所有群體中，OWPG群體似乎是相對較不活躍的群體，該群體參加當地體育/文化/宗教組織的受訪者比例最低（51%），參與學校/公民/社區組織的比例也最低（16.1%）。
所有群體的受訪者中，只有少數人感受到在不同社交場合中的歧視。CPG（47.7%）和PRG（42.9%）群體報告從未感受到歧視的受訪者比例最高。在那些經歷過歧視的受訪者中，許多人表示語言口音（36.1%，n=238）和種族或膚色（29.8%，n=197）是歧視的原因。一般來說，所有群體的受訪者對與加拿大的關係持非常正面的看法。儘管CPR（79.4%）和PRG（76.2%）有顯著更高比例的受訪者報告非常頻繁或經常閱讀關於加拿大的新聞，但大多數受訪者一致認為，了解加拿大社會問題是很重要的。作為加拿大公民，CPG受訪者中有最高比例（強烈同意或同意）表示「我覺得自己屬於加拿大」。然而，即使是新來的臨時居民，SPG和OWPG群體的受訪者也有分別達到34%和27%的人強烈同意或同意這一點。
實際上，所有群體的受訪者中，有很高的比例強烈同意或同意他們能夠為加拿大社會作出貢獻，並且希望永遠留在加拿大。然而，包括CPG在內的不到一半受訪者強烈同意或同意他們對加拿大社會重要。最後，受訪者在加拿大的身份似乎會影響他們對自我的認同。雖然所有群體的受訪者普遍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但CPG群體中有89.7%的受訪者強烈同意或同意他們認同自己是加拿大人，其次是PRG群體（42.9%）。只有14.8%的SPG受訪者和12.0%的OWPG受訪者有相同感受，但鑑於他們的臨時身份以及在加拿大的時間較短，這些比例仍可以看作是他們對未來在加拿大的憧憬。
根據這些結果，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a. 加拿大政府應該考慮發揮香港居民的潛力，將B類計劃的期限延長至2026年後，並加快來自「救生艇計劃」的香港居民及申請庇護的永久居民的永久居民申請程序。
b. 隨著B類計劃的修訂，可能會有更多帶著孩子的年輕夫婦通過該計劃來到加拿大。他們對正式服務的需求將更大，政府應考慮提供措施，以防止他們陷入安置過程中的壓力困境。
c. 為確保順利的重新安置過程，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事務部（IRCC）應該為新近抵達的香港居民提供安置服務，包括那些通過「救生艇計劃」來的和那些回到加拿大的加拿大公民。
d. 對於通過A類計劃來到加拿大的居民，不能僅依賴他們的教育機構來照顧他們。由於許多人是與家人一同來到，政府應該為他們開放安置服務。
e. 對於希望回加拿大的香港加拿大公民，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應提供支持以促進他們的回國。對於離開加拿大超過10年的公民，在回國後應該有資格享受安置服務。
f. 公民和社區組織應與香港移民社群內的群體合作，提供幫助新來的香港居民更好融入社區的服務。
原文請參看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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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settling” Journey? Hong Kong’s Exodus to Taiwan and Australia After the 2019 Protests
首次線上發表：2023年8月8日
(本報翻譯及撮要）
「不安定」的旅程？2019年抗爭後香港人逃難至台灣與澳洲
本文比較了香港人移居台灣與澳洲的考慮因素、期望與實際經驗上的異同。透過對22位香港移民的訪談，本研究分析了促使他們選擇台灣或澳洲的重要原因。
台灣：民主樂園的現實與挑戰
許多香港人選擇移居台灣，主要因為兩地同樣使用繁體中文，文化相近，氣候類似，再加上地理位置接近、生活成本較低，房價相對便宜。根據台灣陸委會統計，2016年約有4,057名港人移居台灣，至2021年則增至11,173人，其中1,685人獲得永久居留權。
移居台灣的香港人普遍認為，台灣比西方國家更容易適應。除了文化因素，台灣與香港之間的交通便利，使移民者能夠更頻繁探望留在香港的家人。此外，台灣相對悠閒的生活節奏、優美的環境、健全的醫療體系，以及台灣人的熱情友善，也成為吸引香港人的重要因素。
台灣作為政治庇護地台灣的民主制度及其與中國的緊張關係，使其成為香港人的首選庇護地。許多移居者透過投資、工作、家庭團聚、就學等方式獲得居留資格，而部分參與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的港人則透過台灣的「特殊考量」簽證計劃獲得短期庇護。
部分移居者認為台灣的民主制度雖仍有缺陷，但相比亞洲其他國家而言，仍具備透明選舉、言論自由、多黨競爭等特點，並且擁有強大的公民社會。這使得不少香港人在台灣持續參與民主運動，並將台灣視為延續香港抗爭精神的基地。
民主樂園的現實挑戰然而，許多港人在台灣的實際經歷與原本的想像存在落差。他們普遍面臨以下挑戰：
不確定的居留政策：許多港人的永久居留申請被拖延甚至遭拒，原因可能與台灣對中國的國安考量有關。部分移民者因身份被視為「中國人」，在申請上遭遇困難，最終被迫轉往其他國家。
就業困難與社會適應：雖然台灣社會對港人普遍友善，但在職場上，尤其是在南部城市，不諳台語的港人較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此外，部分港人認為台灣的「關係文化」（guanxi）影響法治精神，使他們感到不適應。
政治支持的落差：部分港人認為台灣執政黨（民進黨）在選舉時支持香港民主運動，但在政策落實上卻遲疑不決，僅將香港議題作為政治工具，未真正提供明確的移民政策或支持措施。
結論：移民的重新評估隨著時間推移，一些香港人開始重新評估台灣是否真的適合作為長期居住地。他們原本將台灣視為「民主樂園」，但現實中的政治、社會及文化適應問題，使他們產生疑慮。部分人選擇離開台灣，轉往英國、澳洲等地，或者在台灣等待更清晰的移民政策。
總的來說，台灣的確為港人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安全的環境，但制度上的不確定性與社會適應的挑戰，使得這段移民旅程充滿變數。台灣的港人社群仍在努力適應當地社會，並希望未來能獲得更明確的身份保障與政策支持。
澳洲：遠離家鄉的多元文化社區
澳洲政府提供兩種永久居民簽證途徑，讓部分香港和英國國民（海外）（BN(O)）護照持有人能夠永久居住和工作。這包括技術獨立簽證（189類）和技術區域永久居民簽證（191類）。此外，政府還為在澳洲完成學業的香港或BN(O)學生提供五年臨時畢業簽證（485類）。
香港獲得澳洲永久移民數量在近年大幅上升，從2017–18年度的1,928人增至2020–21年度的4,312人，佔澳洲移民計劃中永久居民簽證的2.69%。
選擇澳洲的原因不少沒有BN(O)護照的港人選擇移民澳洲，主要基於幾個考量：
地理位置與時差：與加拿大或英國相比，澳洲離香港較近，時差較小，方便與親友聯繫。
氣候與社會福利：許多人認為澳洲天氣宜人，且福利制度完善。
教育環境：澳洲的英語環境和較低的學習壓力被視為優於台灣的雙語學校選擇。
就業與薪資：與台灣相比，澳洲的薪資較高，工作時間更合理，而台灣則被視為較適合退休的選擇。
文化與距離：部分人認為台灣未來可能會面臨來自中國的威脅，因此希望移居「更遠」的國家，享受不同文化環境。
過去的澳洲經驗：曾以學生、遊客或工作假期簽證到訪過澳洲的人，對當地生活和多元文化印象深刻。
語言因素：部分港人認為與其適應普通話環境，不如選擇以英語為主的國家。
移民的挑戰與適應儘管澳洲是多元文化社會，但移民過程並不輕鬆。申請工作簽證或永久居民身份的手續繁瑣，審核時間長，門檻較高。此外，部分港人表示在澳洲會遇到種族歧視或文化差異帶來的誤解，但與英國、加拿大相比，澳洲的情況較為「可接受」，因為法律上禁止種族歧視，且大多數澳洲人並非蓄意歧視移民。
港人身份與澳洲生活即使選擇長期定居澳洲，許多港人仍然保持對香港的關注與認同，並透過社群活動、新聞等方式維持與香港的聯繫。他們將香港文化帶到新的地方，而非完全割捨自己的根。例如，有受訪者表示：「我們是在另一個地方延續香港文化，而不是與香港完全斷絕聯繫。」
總體而言，雖然移民澳洲帶來種種挑戰，但對於許多港人而言，這仍是一個更穩定、更長遠的選擇，尤其是在對香港未來感到悲觀的情況下。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探討了2019年香港社會動盪後，香港人選擇移居台灣或澳洲的政治、社會及文化因素。研究發現，香港移民在遷徙過程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決策能力，例如在初期已經排除英國和加拿大作為移居地，主要因為氣候、時區等因素不適合。此外，他們的移民決策反映了對新社會政治環境的期望，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想像。
相較於1990年代的「太空人移民」模式，這次的香港移民潮顯示出一種時空交織的決策模式。選擇台灣的香港人，不僅受到文化與地理接近性的影響，還有一種想像中的「民主共同體」，認為台灣與香港的命運緊密相連。而選擇澳洲的香港人，則較少受民主意識形態的驅動，而更注重語言與文化環境（例如英語環境與多元文化社會），以及與香港的距離（遠離中國的威脅）。對於許多人而言，澳洲被視為一個適合展開新生活的地方，因為他們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回流香港，同時又能比在英國或加拿大更容易與家人朋友保持聯繫。這些選擇與個人的世代、資源、人際網絡以及過去在台灣或澳洲的經驗息息相關。
過去的研究主要關注因2019年社會運動與2020年國安法而移居英國的香港人，而較少探討流向其他國家的移民。本研究認為，要更全面理解香港人的移民潮，必須考慮他們對香港民主倒退的不同反應、對新社會政治環境的期望，以及移民結果（例如台灣居留權申請被拒或在澳洲面對歧視）是否會促使他們再次遷徙。
研究也顯示，移民決策是一個持續變動的過程，涉及個人的政治認同、對移居國前景的預測，以及獲取永久居留權的可能性。例如，有些人因為嚮往台灣的民主環境而選擇移居，但也擔憂未來可能爆發戰爭。同樣地，有些人選擇澳洲是因為想脫離中國文化，但也清楚此舉可能導致與家人朋友的聯繫減少。這些考量顯示，除了經濟因素外，對民主未來的想像與文化距離感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此外，移民前的想像與移民後的實際經驗之間的落差，也可能促使部分香港人再次遷移。例如，某些人在台灣因政策不確定性而無法獲得永久居留權，而在澳洲則可能面臨文化適應問題或潛在的歧視。
研究發現，香港人的移民歷程應被理解為一種「未完全安定」的遷徙模式，涉及時空交錯的考量。在這過程中，移民者對目的地國家與原居地的看法可能會改變。例如，某些人將台灣視為民主共同體，而澳洲則是多元文化的社會，但這些觀點可能會隨著移居經驗而重新調整，例如台灣居留權申請受阻或在澳洲遭遇隱性歧視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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